为了让两位亲王就国,隆景元年上半年的内帑支出自然要大大破费一番。
首先得给定王成婚。
按照大明皇室不与勋贵之家结亲的传统,崇祯也想找两个小户人家的女儿给儿子。
“高皇帝当年为诸王择偶,也是从功勋之家选的啊。”朱慈烺对此并不认同。
成祖的皇后就是徐达的嫡长女,而且徐达的另外两个女儿也分别成了代王妃和安王妃。
懿文太子朱标的太子妃常氏,就是常遇春之女。
朱慈烺在订立国策的时候,并没有想过要建立某种主义的国家,也不相信但凡属于某种主义,无论苗还是草都是好的。所以他更重视当今社会问题的解决,至于数十年乃至百年之后,自然有新的人杰出来统领、改革、变法,不可能由他一手包办。
但是现在大明冒出来的苗头,颇有门阀资本主义的影子。
旧的势家没有泥古不化,纷纷朝着工商之利奋勇前进。新式官僚也没有天下大同、为民公仆的觉悟,一样在为家族开枝散叶,成为势家而努力。
这种情况下,如果皇室不能跟他们站在一起,要么被他们抛弃,要么就是再来一次“宰肥羊”。显而易见,朱慈烺“烹牛宰羊且为乐”的行径会让日后势家心存谨慎,子孙要想效仿未必有那么容易。
而且没有国变这样的天下大事,要想将兵权从领兵势家手里夺回来也不容易。
所以联姻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
势家借助帝室伸张气焰,帝室借势家以自我巩固,利益一体。
与小户人家结亲,无论政治利益还是经济利益,都没有丝毫的优势可言。
当然。这种势利的小人之言不是皇帝该说的,甚至想一想都是罪过。
“军中不少将校为大明出生入死,儿子不知如何犒劳封赏,所以想两家联姻,结世代之好。”朱慈烺道。
崇祯考虑一下,道:“祖宗以小户女尚宗室。实则是担心外戚擅权。”
这就是传统的负重,两汉的外戚擅权实在给后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。
“这点上儿子倒是不担心。如今实在没有外戚擅权的土壤了。”朱慈烺笑道。
两汉外戚的擅权与当时的官僚制度和社会制度有关。
外戚一朝登天,动辄成为三公九卿乃至于宰相,于是大肆提拔门人,使得朝中尽是私人。这是官僚体制的不成熟。
在地方上,外戚大量吞并土地,占据人口,成为豪强,甚至有了对抗朝廷大军的底气。这是社会生产关系单一。
当历史车轮滚到大明这个路段。官僚制度格外发达,别说外戚,就是相权超过唐宋宰相的首辅,谁能做到满朝私门?而且日后官僚由公务员晋升,公务员出自各大学校,科举官难得实权,权责分明,脉络清晰。就连权相的土壤都被削弱了,何况外戚?
至于占据社会经济影响力。日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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