口气,有点积蓄余粮的可以靠积蓄余粮撑一下。
但两个大荒年连在一起,余粮积蓄全部吃光,就只能人吃人了。
瘟疫也是同样的道理,越叠加越容易传染。
两场10%人口感染的瘟疫,说不定就渐渐平息群体免疫了。一场20%人口感染的瘟疫,说不定就到了总爆发的临界点,后续会恶化到30%、40%感染率。
但法正坚持扩大战争的理由也有点说服力,他认为长痛不如短痛,如果灭曹能提前一年甚至两年,早点儿刀枪入库马放南山,百姓痛苦也会小一点。
刘备说实话有些心动,拿法正的意见跟荀攸商量了一下,又跟刘巴、诸葛瑾商量了一下。
荀攸没有明显倾向,只是劝刘备决策前要慎重。
而诸葛瑾和刘巴则是明确劝刘备别这么干,这么大事儿应该先跟丞相商量商量。
颇懂经济规律的刘巴还私下跟刘备表达了一种观点:
桓灵时天下大乱,汉统衰微,当时可不是仅仅因为“战乱不断,百姓困苦”,而是天下的土地兼并、贫富悬殊等等种种社会弊端,已经积累到了非常深重的程度了。
所以,早点结束战争状态,却不解决社会问题、不对社会经济运作做好改造的话,就算重归和平,说不定反而掩盖了更多问题,那也就是回到冲质桓灵之前的汉安帝、汉顺帝时期。
换句话说,形势会比桓灵好不少,但程度也有限。如果说桓灵状态属于“三十年后就要亡天下”,安帝顺帝时期也不过是“六十年后要亡天下”。
刘备总不会希望他将来传位给后人,天下也只有五六十年太平吧,那可是比刘秀中兴的效果还差得远了——当然这话刘巴不敢直接说,只是潜台词里隐藏了这个道理。
最后,刘巴敏锐地指出,说他这些年来搞经济工作、得丞相耳提面命教诲、学习进步,揣摩出了一个道理:
那就是战争状态可以转移内部矛盾,并且利于推进改革。
有些改革在和平年代阻力重重,那是因为没法用“需要上马这项改革来提升朝廷对外战斗力”这个借口,让一切阻挠者让路。
而战时体制,可以把一切阻挠改革的人打成通敌,也能合理合法加强动员,对于真心想革天下之弊的雄主,是一个很不错的工具,所以刘备不该觉得战时状态是一种负担。
刘巴还举了个例子:要是战争那么快打完了,陛下还有什么理由继续发行“战争国债”?还没来得及干完的那些改革,有足够财力支持嘛?为什么不趁着战争的尾声夹带私货呢?
(注:必须澄清一点。利用战时的紧急状态更利于做事,这是一把双刃剑。在刘备、曹操这些人手上,是确实革除弊政、为国为民改革兴利的。
但历史上也不乏尝到这种制度好处后,赖在战时体制的便捷性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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